问责的价值在于通过责任追究，唤醒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，保持对权力的敬畏、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责任的清醒，达到问责一个、警示一片、教育一方的效果，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。

问责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，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“动员千遍，不如问责一次”“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追究”已逐渐成为共识，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责任要求，彰显了管党治党、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。应该说，问责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利器，以制度手段倒逼责任落实，切中了党员领导干部的“命门”，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在强化问责的同时，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问责泛化问题，把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变异成层层加码，随意扩大问责范围、增加问责人员数量。比如，前一段时间，有媒体调查发现，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，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“泛化问责”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，这类问责泛化问题严重背离了问责制度的初衷，让问责走样、变味。

问责泛化背后所折射的是，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存在“鸵鸟式”思维和简单化的处事作风，认为只要有人被问责了，所出现的危机问题就解决了，甚至以问责作为挡箭牌，用以平息社会舆论。问责本身不是目的，问责的价值在于通过责任追究，唤醒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，保持对权力的敬畏、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责任的清醒，达到问责一个、警示一片、教育一方的效果，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。如果把问责工作沦为“为问责而问责”，只问事情后果而不问失责程度，只看领导态度而不问过错程度，那么问责无疑会失去生命力和公信力，长此以往，将会变成“空架子”。

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》明确规定，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，坚持严格要求、实事求是，权责一致、惩教结合，依靠群众、依法有序的原则。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进一步强调，问责工作应当坚持依规依纪、实事求是，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，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，分级负责、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。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，问责是严肃的政治任务，任何一项问责工作都必须体现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任务要求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，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，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，做到宽严适度、不枉不纵。

问责泛化其实是问责权力的滥用。问责权力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，具有双面性，一旦运用不当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一般公共权力。问责必须遵循其权力运行的规律和遵从相应的工作程序，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“政绩”需要，就扩大问责范围，片面追求问责数量，人为制造“工作亮点”。问责的用意在于对权力滥用和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及时纠偏。如果把问责作为一种“政绩”，对问责也规定了相应考核指标，只重数量不重质量、只重结果不重程序，仅凭领导喜好进行问责，分寸失当、宽严失度，那么真正的问题将得不到切实解决，还会严重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，产生新的矛盾问题。究其实质，问责泛化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，其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仍然坚持“人治思维”，习惯于用个人的权威对问责工作发号施令，用自己的“官帽”作为衡量问责力度的标尺，把个人的权力超越于问责制度和程序之上，没有真正弄清为什么要问责、如何问责等一系列基本问题。

要解决问责泛化问题，首先要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入手。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问题意识，坚持“问题导向”，避免“问责导向”，紧盯党的领导弱化、党的建设缺失、全面从严治党不力、维护党的纪律不力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方面问题，坚决摒弃问责的“伪政绩观”和数量至上的错误观念。要坚持法治思维，开展问责要坚持于法于规有据，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影响甚至干预问责的执行。党员领导干部要明白，问责的确是体现政府威信、领导权威和回应社会的好方式，但这种方式并非唯一，更不能被庸俗化和滥用，否则会让政府和领导干部陷入“塔西佗陷阱”。真正有效的方式还在于解决老百姓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。问责一定要瞄准“焦点”问题，打到“痛点”问题，让相关责任人受到惩治并形成警示效应，精准地切除政治毒瘤。

要实现精准问责，必须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。从当前问责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，随着纪律处分条例、党内监督条例、政治生活准则、问责条例等基本性党内法规制度的相继出台和修订完善，问责制度体系初步成型。但在具体工作中，不得不承认，与实践要求相比，问责程序仍不完善、问责结果运用仍不规范、问责主体范围仍不明确、问责手段仍不健全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问责的效力，也为问责泛化现象的出现埋下了隐患。下一步要有针对性地修订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进一步完善问责的“负面清单”、设计问责程序、明确问责结果应用以及问责责任，确保问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特别是要明确问责的启动程序、启动主体、启动条件以及启动方式等内容，让问责工作更加规范化。与此同时，要建立问责公开制度，对“问责者”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，将问责方法、程序、结果等事项，及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进行公开，主动将问责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。对于问责不当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，要实行问责的再问责。

要实现严格问责与容错纠错的有效衔接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，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，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。”这“三个区分开来”说明，问责工作与容错纠错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强化责任意识，激发担当精神，只不过问责工作重视事后的责任追究，而容错纠错重视事中的责任界清。要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要求，有必要结合动机态度、客观条件、程序方法、性质程度、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情况，明确责任界限和纪律底线，区分“为公”与“为私”、工作失误与违纪违法，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，对该容的大胆容错，不该容的坚决不容，该问责的坚决问责，不该问责的坚决不问责，体现问责工作和容错纠错的严肃性。

问责具有党内法规制度的原则性，也具有党内政治生活的温情。问责被公众寄予了厚望，必须提高政治站位，从讲政治的高度坚持问责标准和尺度，让管党治党的利器更加锋利有效。